两点半，磅秤的铁砣子磕在秤杆上，铛的一声。
周师傅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朝陈守田一扬下巴。“搬。”
陈守田把板车拽到磅秤跟前，弯腰抱起最上面那袋干豆子。袋子沉，他憋着一口气甩上秤台，麻袋砸在铁板上，扬起一层灰。周师傅从窗台摸出个铁钩子，扎进袋口一扯，绳头断了，豆子哗地淌出来，铺满秤盘。
他抓了一把，摊在手心看。
又拣起几粒扔嘴里，嘎嘣一咬。
“成色不错。”周师傅把嘴里的豆渣吐掉，“一等。”
陈老栓站在车边，手攥着车把，指节发白，听见“一等”两个字，肩膀往下塌了一寸。
“下一袋。”
陈守田一袋一袋搬。第二袋、第三袋，周师傅验了，点头。第四袋是压在最底下的，陈守田抱起来的时候手心里一层湿——麻袋外头洇着潮气。他顿了一下，搬上秤台。
周师傅的钩子扎进去，豆子淌出来，颜色暗了半截。他抓了一把，眉头皱起来，手指捻了捻，豆皮掉下来粘在指肚上。他没说话，把豆子扔回秤盘。
第五袋搬完，周师傅把秤砣拨到一边，低头看了看秤杆上的铜星子。
“四百九十三斤。”
陈守田心里咯噔一下。赵老五报的数，五袋豆子加起来五百斤整。路上撒了五斤，该剩四百九十五。又少了两斤。
周师傅把单子从窗台上拿下来，铅笔头在嘴里抿了抿，低头写。“一斤两毛三。”他写得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四百九十三斤——一百一十三块三毛九。”
他把单子从窗户里递出来。陈守田接过来，纸是粮站的收据纸，薄得透光，上面一行蓝铅笔字，歪歪扭扭。
一百一十三块三毛九。
他站在磅秤旁边，心里算账。给赵老五的本钱是八十块，净挣三十三块三毛九。出门前他在本子上算过，按一百四十四块出货，刨去本钱能挣六十四。现在只剩一半。
陈守田捏着单子，没动。
周师傅把脑袋缩回去，过了几秒又探出来。这回他压低了嗓子，声音从窗口里挤出来，像怕被院子里其他人听见。
“后头那两袋底下掺了潮豆。”他盯着陈守田的眼睛，“我按二等算的，没给你声张。”
陈守田抬起头。
“要是按三等，你这两袋得拉回去晒。”周师傅的手指在窗台上敲了两下，“二等是我给你顶着，别声张。”
陈老栓从车边走过来，嘴张了张，没出声。周师傅看他一眼，把窗户拉上了。铁框磕在木框上，啪。
陈守田攥着单子站在磅秤前，手在抖。不是气的，是凉的。后晌的风从粮站大门灌进来，吹在他后背上，汗湿的褂子贴着肉。
五百斤豆子。赵老五的秤上少报了三十斤，掺了潮豆又压了分量。一等变二等，二等里头还掺着不能要的潮货。他脑子里过了一遍——赵老五报一百零二斤一袋，五袋五百一十斤，秤上做手脚报到五百斤整。潮豆掺了少说五十斤，按二等算，每斤又压了两分。
赵老五。他心里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没念出声。
“守田。”陈老栓走到他旁边，手搭在他肩膀上，“领钱去。”
陈守田把单子折起来，折成四折，塞进褂子内兜。他走到粮站会计的窗口，把单子递进去。里头坐了个戴袖套的中年人，接过单子看了看，从抽屉里数出一沓票子，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几张毛票，数了两遍，从窗口推出来。
“一百一十三块三毛九。点清楚。”
陈守田没点，直接揣进兜里。他转身往外走，陈老栓跟在后头，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粮站大门。
日头偏西了，影子拉得长，拖在土路上。
陈守田没往家走。他走到粮站墙根下，蹲下来，后背靠着青砖。砖被日头晒了一天，烫得他往前挪了挪。他从兜里掏出那个旧本子，封面上的“账”字被划掉了，旁边用铅笔写着“种地”。他翻开第一页，铅笔头从耳朵上取下来，用舌头舔了舔。
“豆子五百斤，赵叔秤报四百九十三斤，差七斤。”他写一行，停一下，“掺潮豆五十斤上下，按二等折价。”
铅笔头在纸上沙沙响。他又写：“本钱八十块，卖一百一十三块三毛九，净挣三十三块三毛九。”
最后一行字他写得很小，铅笔尖快戳破纸了。
“赵叔的秤，赵叔的豆，差六斤一两。”
陈老栓蹲在旁边，看他写。烟荷包摸出来，卷了一根，这回点着了，烟从鼻子里喷出来，被风扯散。
“你记这干啥？”
陈守田把本子合上，铅笔头别回耳朵上。“不干啥。”
“不干啥你写他名？”
陈守田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他把本子塞回兜里，手按了按，确认没掉出来。
“爹，”他说，“明年咱自己种豆子。”
陈老栓抽了口烟，没接话。
“不种棒子，全种豆子。”陈守田盯着粮站大门，里头还有人搬粮，磅秤的铁砣子隔一会儿响一声，“种够五百斤，不，种一千斤。到时候拉来卖，一斤两毛三，一千斤就是二百三十块。”
“地是咱家的，种子钱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