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田把最后一捆豆秸码上垛，手背上的裂口让北风一吹，又渗出血珠子。他往手心啐了口唾沫，搓了搓，血珠子抹开了，糊成一片。
“这鬼天。”
地里没活了。雪盖着河滩地，白茫茫一片，石头垒的埂子从雪里探出黑脑袋，像一排蹲着的牲口。他站在地头，手插进兜里，账本硬壳边角扎着指头。八亩地，开春种豆——豆种还没着落。
他转身往家走。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响。
“娘，我去趟县里。”
灶房里热气腾腾，守田娘正往锅里贴饼子。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从碗柜顶上摸下个布包，递过来。
“你爹让给你的。年前卖了口猪。”
陈守田接过来，沉。他捏了捏，没数，揣进怀里。布包贴着账本，前胸鼓出一块。
“晌午回来不？”
“看情况。”
他出了院门。赵老五家的小卖部窗户关着，窗台上落了一层雪，没人扫。陈守田看了一眼，往村口走。雪地上只有他一行脚印，从院门口一直拖到土路上。
县农技站在城关镇东头，一排灰砖房，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陈守田推门进去，屋里生着炉子，煤烟味呛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坐在桌后头，正拿镊子夹着豆粒往玻璃皿里摆。
“同志，买豆种。”
年轻人抬头，推了推眼镜。“什么地？”
“河滩地。沙土，靠河边，冬天积雪，开春化得晚。”
“河滩地。”年轻人放下镊子，从抽屉里翻出个牛皮纸袋，倒出几粒豆子摊在桌上。豆粒圆，皮色青黄，脐眼白。“你看看这个。”
陈守田捏起一粒，在指肚上碾了碾。皮滑，硬实。
“跃进五号。”年轻人拿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字，“省农科院新推的，耐涝，适合河滩地。生育期一百一十天，比本地豆早熟七八天。就是贵，一斤八毛。”
“产量呢？”
“好地能上三百斤。河滩地，两百斤打底。”
陈守田盯着桌上那几粒豆子。两百斤，八亩地，一千六百斤。他兜里的钱够买八十斤，还剩点。他把豆粒搁回纸上。
“来八十斤。”
年轻人愣了一下。“八十斤？你种多少地？”
“八亩。”
“八亩地，八十斤种？你打算一亩撒十斤？”
“不是。十斤备补种。河滩地石头多，出苗不齐。”
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没再问，转身从后头库房里搬出个麻袋。过秤，八十斤整。陈守田数了票子，年轻人找零，又递过来两张纸。
“这是栽培要点。拿回去看，不懂来问。”
陈守田把纸折好，揣进兜里。麻袋往肩上一甩，出了农技站。雪又下起来了，细碎碎的，打在脸上凉。他走了半条街，看见个新华书店，门半开着。他站住了。
柜台后头是个中年妇女，正织毛衣。陈守田走过去，眼睛在书架上扫。一排排书脊，花花绿绿。他看了半天，抽出一本，封面画着豆荚，书名《豆类栽培》。又抽出一本，土黄色的皮，叫《土壤改良》。
“这两本，多少钱？”
妇女头没抬。“一本一块二，两本两块四。”
陈守田数了钱，把两本书往怀里一塞。出了书店，雪下大了，麻袋上积了一层白。他把麻袋往肩上颠了颠，往汽车站走。
到家天擦黑。守田娘在灶上热糊糊，看见他扛着麻袋进来，赶紧接了一把。
“咋买这么多？”
“河滩地八亩，用得多。”
他把麻袋搁在堂屋墙角，又掏出那两本书，搁在桌上。书皮上沾了雪，化了一层水渍。他拿袖子擦了擦，翻开《豆类栽培》，第一页就是跃进五号的栽培图。
油灯点起来了。守田娘把糊糊端上桌，又端了碟腌萝卜。陈守田一边喝糊糊，一边看书。铅笔头捏在手里，在“播种深度三至五厘米”底下画了道线。又翻一页，“花荚期需水最多，注意灌溉”，画了道线。
守田娘进来添灯油，看见他趴在书上，铅笔头在指间转。她站在门边看了一会儿。
“你爹要是当年有条件念书，也是个好把式。”
陈守田抬起头。灯苗跳了一下，映着他娘的脸。她拿火钳拨了拨灯芯，屋里亮了些。
“你爹小时候，村里办过扫盲班。他去了三天，你爷爷不让去了，说认字不能当饭吃。后来他跟着你太爷爷学算盘，学得比谁都快。你爷爷那本账，他看一遍就记住了。”守田娘把火钳搁下，“那年分地，你爹拿根树枝在地上算，算完了，队长说，陈老栓，你比会计还准。”
陈守田没说话。他低头看手里的书，书页上画满了线。他合上书，封面上“豆类栽培”四个字，在灯下泛着暗光。
“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