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田蹲在河滩地头，手里攥着一把豆荚，指头一捏，“啪”一声脆响，豆粒滚进掌心。他数了数，一荚四粒，圆鼓鼓的，黄皮上带着点青。他把豆粒搁嘴里嚼，生的，有一股青气，后味发甜。
“爹——”他站起来，朝地西头喊。
陈老栓正弯腰割豆秆，镰刀一拉一送，豆秆成排倒下。他直起腰，手背捶了捶后腰。
“咋？”
“你来看这荚。”
陈老栓走过来，接过豆荚捏开。他没嚼，把豆粒搁在掌心里看，又拿指甲掐了掐。“饱了。”他说，抬头看整片地。八亩豆子，秆子齐腰高，荚密，从根到梢挂得满满的。风一吹，豆叶翻白边，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豆荚，像挂了一地的小刀。
“估个产。”陈老栓把豆荚扔地上。
陈守田蹲下去，扒开一丛豆秆，数荚。数完三丛，他站起来，心里算了算。“一亩二百五，只多不少。”
陈老栓没说话。他从兜里摸出烟锅，装了一锅，点着，蹲在地头抽。烟从鼻孔出来，被风扯散。他蹲着看了半晌豆地，烟锅在嘴角上翘了翘。
“割吧。”
父子俩割了三天。秀兰从灶房蒸了馍，用笼布包着送到地头。晌午日头毒，三人蹲在柳树底下吃馍。秀兰拿草帽给陈老栓扇风，陈守田数着地头堆的豆捆，一捆一捆往车上装。
第四天，豆子拉回院里。十二亩地——河滩八亩，东头荒地四亩——豆捆堆在院中，堆得比墙头高。陈守田拿木杈挑开豆捆，豆荚晒得焦黄，一碰就炸。他抡起连枷，“啪——啪——”豆粒从荚里蹦出来，滚了一地。秀兰拿扫帚扫，陈老栓拿簸箕簸，豆粒落进麻袋，沙沙响。
打了三天，十二个麻袋码在墙根底下。陈守田借来队里的磅秤，一袋一袋称。秀兰记账，铅笔头在纸片上划。
“一百九十七。”
“二百零三。”
“一百八十八。”
最后一袋称完，秀兰把纸片上的数加起来，加了两遍。她抬起头，嗓子有点紧。
“两千八百四十六斤。”
陈守田蹲在麻袋边，手按着袋口。两千八百四十六斤。他算过，村里好地一亩也就一百七八十斤。河滩地是沙土，往年种啥啥不收，他包地时队长还笑他傻。
“亩产多少？”秀兰问。
“河滩八亩，算下来二百三十七。”陈守田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比村里平均高了三成不止。”
陈老栓站在堂屋门口，烟锅捏在手里，没点。他看着墙根那排麻袋，看了半天。
“明天，”他说，“把豆子摊开再晒一遍。入仓前不能返潮。”
消息比风跑得快。
第二天晌午，陈守田刚把豆子摊开，院门口就有人探头。是隔壁刘婶，手里攥着个笸箩，说是来借簸箕。簸箕借走了，人没走，蹲在麻袋边上看。
“守田，这豆子咋这么饱？”
“河滩地种的。”
“河滩地？那破沙地能长这样？”
刘婶前脚走，后脚又来了两个。到了傍晚，院里站了七八个人，有蹲着捏豆粒的，有拿手插进麻袋里搅的。陈守田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碗糊糊，一看院里这么多人，碗停在嘴边。
“守田，”说话的是东头的李长顺，手里捏着几颗豆粒，“你老实说，用了啥法子？我那块地跟你挨着，咋就长不出这个？”
陈守田把碗搁在磨盘上。“书上说的。”
“书上？”几个人同时抬头。
陈守田转身进屋，从枕头底下抽出那个账本。他翻到中间几页，上面画着图——豆垄的间距，一尺二；行距，八寸。旁边写着字：密植，通风，根瘤固氮。再往后翻，写着：豆茬种麦，麦茬种豆，轮作。
“密植。”他把本子摊在磨盘上，拿手指着图，“你们看，我种得比你们密。行距八寸，株距四寸。豆子根上有根瘤，能固氮，就是自己能造肥。今年种豆，明年种麦，后年再种豆，地不瘦。”
李长顺凑过来看，眉头拧着。“种这么密，不透风咋办？”
“所以行距留够。你看这图，两行豆，留一条风道。豆叶封垄前，风能穿过去。”
“那根瘤——”另一个村民拿指头戳着本子上的字，“啥是根瘤？”
陈守田蹲下去，从麻袋里抓了一把带土的豆根。他掰开一根，根须上缀着一串小疙瘩，粉红色。“这就是根瘤。豆子根上长的，能把空气里的氮变成肥。”
他把豆根递给李长顺。李长顺接过去，凑到眼前看，又递给旁边的人，一个传一个。
“这法子，你从哪本书上看来的？”
“省城书店买的。一块二。”
正说着，院门口有人咳了一声。众人回头。大队长赵德柱背着手走进来，身后跟着记工员小周。赵德柱五十来岁，脸黑，走路步子沉，鞋底踩得院地咚咚响。他走到麻袋跟前，伸手插进袋口，抓出一把豆子，在手心里拨了拨。
“两千八百斤？”
“两千八百四十六。”秀兰在旁边说。
赵德柱把豆子搁回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灰。他看了看磨盘上的账本，又看了看围着的村民。
“守田。”
“嗯。”
“你这个法子，明年在大队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