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有一个存钱罐。
不是陶瓷的猪，也不是塑料的储蓄罐。是一个旧的铁皮饼干盒，四四方方的，盖子上印着一只大白兔——大白兔奶糖的商标，兔子耳朵竖着，眼睛圆溜溜的，但掉了漆，左边耳朵缺了一块，露出底下银色的铁皮。那是耀祖一岁的时候用手抠掉的。光宗没有生气，她只是把那个缺口擦干净，继续用。
盒子里存着她从幼儿园开始攒的钱。幼儿园的“管理费”——帮小朋友管零食收的糖果，后来糖果换成了硬币，饼干换成了纸币。帮忙看摊时的“工资”——许建国把收钱的铁盒子推到她面前以后，每次摆摊回来他会从利润里抠出几分钱给她，不是明码标价的工钱，是一个父亲笨拙的认可。
但盒子里最多的一类钱，是捡的。
光宗走路喜欢看地面。不是低头含胸那种看，是眼睛扫着地，像在找什么——一开始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后来她知道了：她在找别人看不见的钱。
院子老槐树底下的落叶堆里，她捡到过一毛的硬币，被落叶盖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点银色的边角，在某个角度的阳光下一闪。她蹲下去，把叶子拨开，那枚硬币安安静静地躺在泥土上，像在等她。
巷口的排水沟边上，她捡到过两分的硬币，被行人的鞋底踩得发黑，嵌在砖缝里，不仔细看就是一块泥土。她用手把它抠出来，擦干净，放进兜里。汉正街的地上，小卖部的货架底下，柜台的缝隙里——这些地方像是会自动长出钱来，被她看见。
有一次她蹲在货架前整理想，手伸进最底下一层摸灰尘，摸到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币。展开来是一块钱。许建国说大概是哪个顾客拿货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的，光宗说不是——这钱是卷在货架的螺丝上的，像有人故意塞进去的。许建国说：“那更不能拿，万一别人回来找呢？”
光宗把钱放进铁盒子里：“等有人来问，我就还他。”没有人来问。那张一块钱的纸币在铁盒里躺了很久，边角都磨得起了毛。
李秀兰知道盒子里有些钱是捡的。她不问具体捡了多少，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光宗会把捡来的钱单独数出来交给她，让她在账本上记一笔。账本上的记录很简略：“光宗捡钱，一角七分。”“光宗捡钱，三毛二分。”“光宗捡钱，五毛。”
没有来源，没有时间，只有数字。但李秀兰记得每一笔是什么时候交的，就像她记得账本上第一行“鸡蛋八毛”。
光宗每隔一段时间会把盒子里的钱全部倒出来数一遍。通常在星期天下午——这个时候李秀兰在洗衣服，许建国在汉正街看摊，耀祖在院子里画小人，筒子楼里安安静静的，能听到老槐树叶子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她把方桌擦干净，打开盒盖，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硬币在桌上滚，一分、二分、五分，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银光。纸币按面额排序——一毛、两毛、五毛、一块——每一张都捋得平平整整，折角要展开，卷边要压平。
她的动作很慢，每一个硬币都要在桌上转一圈，确认是真币。按年份码好——1980年的五分和1985年的五分不能混在一起，年代近的码在上面，年代久的压在底下。她的手指不大，但很稳，没有一枚硬币从她指缝里漏出去。
这天数完，她发现已经存了三十六块五毛。对七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三十六块五毛能买什么？能买三双回力鞋，能买够一个月的菜，能在汉正街最好的面窝摊上吃三十六个面窝。她把钱全部放回铁皮盒子里，盖上盖子，大白兔的耳朵在盖子上竖着。
傍晚，许保国坐在八仙桌旁，手里端着搪瓷缸，缸子里泡着茉莉花茶。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搪瓷缸上，缸子上的红漆字“为人民服务”已经磨得只剩“为人”两个字，“民服务”早就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