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斯翻了半天卷宗，忽然顿住。“史蒂文森三年前卖掉了他在弗拉格斯塔夫的一家旅馆……买方是科尔曼货运的一个空壳公司。交易后来黄了，史蒂文森反手起诉了科尔曼，索赔二十万。案子庭外和解，没公开细节。”
我立刻把“货运公司”和“旅馆收购”两条线拉出来，交叉比对所有曾在这两件事里出现的人名。一个名字浮了出来：埃德温·派尔。四十七岁，前科罗拉多州执业兽医，三年前因医疗事故被吊销执照。他曾在史蒂文森那家旅馆做过半年夜班经理，被辞退后又在科尔曼的货运公司干了四个月调度员，两次离职都不愉快。派尔的弟弟两年前自杀，死前欠了科尔曼一笔运输费，被催债公司逼到走投无路。
个人恩怨加商业纠纷。动机完成了。
派尔住在马蹄湖以西的一处废弃采矿小镇，那里只有三栋房子，卫星地图上连路标都没有。我们调了直升机，从空中扫过去时，热成像显示其中一栋的地基下方有异常热源——面积不大，长方形，像一间地下室。
舱门打开，风灌进来，沙子打在脸上像细针。我系着绳索降下去，马科斯带突击组从侧翼包抄。
那栋房子的门没锁。客厅里摆着一张行军床，床脚绑着一台工业探照灯，定时器咔嗒咔嗒走着，还有十二分钟就要再次亮起。墙上贴满了科尔曼的日程表，用红笔圈出每一处可攻击的时间窗口。另一面墙上钉着史蒂文森的照片，眼睛被黑笔涂死了。
地下室的入口藏在厨房地砖下。掀开时，一股浓重的汗味和铁锈味涌上来。科尔曼被铐在一根铸铁水管上，赤脚，眼皮浮肿得像两个水泡，嘴唇干裂出血，脖子上的皮肤被电击贴片灼出铜钱大的焦痕。他意识不清，嘴里喃喃数数，从一数到十七，反复循环——那是探照灯的间隔周期。他的大脑已经被训练成一台恐惧的时钟。
派尔在后院被捕。他没有反抗，只是站在一口枯井旁边，井里吊着另一盏探照灯，灯下挂着个玩偶，玩偶的眼睛被挖掉了。
“我只是想让他们体会一下，”他对马科斯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聊天气，“睡不着是什么感觉。我弟弟走之前，整整四天没合眼。催债的电话每十七分钟响一次，他不敢关手机。”
直升机旋翼的轰鸣从头顶压下来，医疗兵冲进地下室，把科尔曼抬上担架。他的手指还在抽搐，指甲缝里全是自己挠墙磨出来的血泥。
我蹲在派尔面前。他抬起头，眼窝深陷，黑眼圈浓得像被人揍了两拳——他自己的睡眠大概也早就碎了。
“你成功了，”我说，“他们醒着。你也醒着。”
派尔笑了一下，嘴角裂开一道干纹。
那晚我回了酒店，闭上眼，黑暗中全是定时器咔嗒咔嗒的声音。我爬起来把房间所有的灯都打开，坐在床沿等到天亮。
凤凰城的日出烫得吓人，烧穿百叶窗，在地板上烙出平行的光栅。我想起史蒂文森棚屋里那盏探照灯，十七分钟一亮，四分钟一灭。他的最后一夜，光栅就这样一遍遍扫过他的脸，像某种倒计时的日晷。
案件结了。但我知道，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在夜里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