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票我留着没用，随信一起寄回了。
娘，您拿去买点布，做件新棉袄。您那件穿了八年了，领口都烂了，今年冬天别再扛了。
梅，你上次说想要一本《新华字典》，我也已随信寄来，哥在北京等你。”
徐母靠在灶房的门框上，围裙还系在腰上，手里拿着锅铲。
锅铲上沾着红薯渣，她没注意到。
她低着头，高兴的眼泪从眼角淌下来，顺着鼻翼两侧的纹路往下流，挂在幸福的嘴角。
“越越有出息了！”
徐父的烟杆从嘴里滑出来了。
不是掉的，是从嘴里滑出来的。
他的嘴张着，忘了合上，那根竹根烟杆就从他嘴角滑下去，掉在膝盖上，弹了一下，落在地上。
烟杆在地上滚了半圈，沾了一层灰。他没有捡。
他儿子要成作家了？作家是什么？是写书的人。
书是什么？是那些印在纸上、传到全国各地、让千千万万人看的东西。
他儿子写的字，要印在书上，让全国人看。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后只得一句喃喃的问句。
“我儿子成为作家了？”
“我儿有文豪之资？”
似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第二天一早，徐保国破天荒地没在灶房门口蹲着。
他翻出了那件压箱底的蓝布中山装。
还是当年他结婚时家里扯的布做的，只穿过两回，领子硬邦邦地戳着脖子。
他对着水缸照了照，把花白的头发往后拢了拢，又把那根竹根烟杆别在耳朵上，出门了。
步子比平时慢了半拍。
从徐家老屋到村口的老槐树，不过三百步路，他走了足足一刻钟。
路过张木匠的院子，张木匠正在刨木头，刨花一卷一卷地落。
徐保国又在门口站了站，掏出烟杆，假装要点火，翻遍了口袋也找不着火柴。
徐保国咳嗽了一声。
张木匠抬头看了他一眼：
“保国叔，火柴在窗台上。”
“……哦。”徐保国拿了火柴，点上烟，吸了两口，还是没忍住。
“志强啊，你家小军最近学习成绩咋样？”
张木匠头都没抬：
“就那样，不倒数就烧高香了。”
徐保国想说点什么把话头引到自己儿子身上，张了张嘴，又觉得太刻意，悻悻地走了。
快到老槐树的时候，他看见几个老伙计围在那里下棋。
生产队的老会计王德厚，饲养员陈大发，还有隔壁院子的赵老四。
几个人或蹲或站，嘴里叼着烟，棋盘是用粉笔画在石板上，棋子是捡来的碎瓦片。
徐保国走近了，没人抬头看他。
他在旁边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棋，嘴里“嗯”了一声。
又“啊”了一声，表示自己看得很认真。
其实他一个子儿都没看进去。
陈大发下了一步臭棋，被王德厚吃了车，气得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悔一步悔一步！”
“落子无悔！”
王德厚嘿嘿笑。
两个人拌了几句嘴，陈大发一扭头，看见了徐保国，随口问了一句：
“保国，你今天咋穿这么齐整？赶场去？”
来了。
徐保国心里“咚”地跳了一下，但脸上故作平静，甚至还有些不在意地掸了掸袖子上的灰：
“没，不赶场。”
“那你穿中山装干啥？又不相亲。”
赵老四也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徐保国把烟杆从嘴里取下来，慢悠悠地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
“没啥，就是昨天收到徐越的信，高兴。”
一提徐越，几个人都来了精神。
“徐越？你家大娃？在北京那个？”
陈大发把棋子一撂，转过身来。
“咋了？信上说了啥？”
徐保国从口袋里把信摸了出来，但没有递过去，而是自己展开，像模像样地看了两眼。
其实他识的字不多，信是女儿念给他听的，但他就是想在手里拿着。
“他说写了些文章，发表了。”
他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但嘴角已经压不下来了，往上弯着，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
“稿费挣了十多块钱。”
“十多块钱？”
王德厚把老花镜从口袋里掏出来戴上，凑过去看信。
“啥文章？在哪儿发的？”
徐保国等的不就是这句话吗？
他清了清嗓子，把烟杆重新叼回嘴里，慢吞吞地说：
“《燕京文艺》，是个正经刊物。
编辑说稿子很好，已经排上了。
还说”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说徐越现在是作家了，也是诗人。”
作家。诗人。
说着徐保国还拿出来了徐越寄给他们的
这两个词从徐保国嘴里说出来，带着一股子不真实的劲儿，像是什么天方夜谭。
但信纸黑字白纸地在那儿摆着，又让人不得不信。
“好家伙！”
陈大发的嗓门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保国，你这是烧了高香了啊！你儿子当作家了！那是要出书的啊！”
赵老四也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语气里带着实实在在的羡慕：
“我早就说了，徐越那个娃不一样。小时候放牛都揣本书，人家蹲茅厕看的是小人书，他看的是《三国演义》！”
“《水浒传》也看！”
王德厚补充道，老花镜还挂在鼻梁上，眼神里全是慈祥的笑意。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在我家屋檐底下借光看书，冻得鼻涕流多长都不走。我当时就跟他爹说，这娃将来有出息。你看，我说中了吧？”
徐保国被几个人围着，那张常年被风吹日晒的黝黑脸上，泛着一种说不清是红还是亮的颜色。
这成功了身边说的话都不一样了哈。
虽然徐越在老家早就成功了。
但徐保国还是高兴。
他想矜持，想谦虚，但嘴不听话，自个儿就咧开了。
“他也不容易。”
徐保国说，声音有点抖。
他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
“哎呀保国，你这人，”
王德厚拍了拍他的肩膀。
“儿子有出息了你还哭啥？你看我家那个，高中都没考上，现在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才八分。
你家徐越是去北京念大学的啊！人家是文化人！现在还成作家了！你哭？你该笑！该放鞭炮！”
“对！放鞭炮！”
陈大发也跟着起哄，“晚上去你家喝酒，你把那只芦花鸡宰了！”
“滚！”徐保国破涕为笑，一巴掌拍在陈大发后脑勺上。
“宰鸡？你咋不把你家那只宰了？”
几个人笑成一团。
笑声把路过的几个村民也引了过来。
有人问怎么了，就有人答
“保国家的大儿子在北京当作家了！发文章挣稿费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顺着村巷一条一条地传开了。
不到中午，徐保国从村口走到家，一路上至少被七八个人拦下恭喜。
“保国叔，恭喜恭喜！徐越有出息了啊！”
“老徐，你家祖坟冒青烟了！作家！咱这十里八乡头一个！”
“越越从小就有灵气，我就看出来了！”
连昨天没搭理他的李寡妇，都特意端了一碗刚出锅的红薯粉条送到他家，笑盈盈地说：
“给越越他娘尝尝，这是我新做的。”
徐母肖红站在院子里，手里端着那碗粉条，眼泪又下来了。
这回不是因为担心儿子饿着，是因为高兴。
院子里围了不少人，七嘴八舌地说话，有人打听徐越写了什么，有人问稿费多少钱，还有人问《燕京文艺》是个什么级别的刊物，好像打听清楚了，自己脸上也有光似的。
徐保国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烟杆重新叼回了嘴里，这回点着了，烟雾丝丝缕缕地往上飘。
他眯着眼看着院子里热闹的场面，耳边全是恭喜声和笑声，心里头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我儿有文豪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