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这种东西，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
后世的成功老板们最爱干这个，功成名就之后坐下来，泡杯茶，对着录音笔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当年多么不容易，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跟头。
最后还不忘补一句“我今天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努力”。
好像全世界的运气都站在他身后，他偏要说是自己一个人扛过来的。
徐越没想那么多，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他坐在招待所的桌前，拧开笔帽，在稿纸的第一行写下标题《从故乡出发》。
笔尖落下去的时候，窗外的雪已经停了，老槐树的枝丫上挂着一层薄薄的白。
他写了一个穷孩子怎么从家乡走出来。
乡亲们你五毛我一块，凑了三十块钱的路费，塞进他母亲的手里，母亲又塞进他的口袋里，用手按了按，按了好几下。
那三十块钱票子被他一路攥着，攥到火车站的时候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了。
还有鸡蛋，几十个鸡蛋，用一个小竹篮装着，路上颠碎了几个，蛋清渗出来，把竹篮底浸得湿了一片，黏糊糊的。
他写了一个穷孩子到了大城市，住在狭小的宿舍里，他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书本对抗饥饿，用笔尖上那点墨水的颜色对抗整个冬天的灰白。
“而此刻我坐在燕京的暖气房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的雪还在下，而我已经不冷了。”
徐越如是写道。
他写到《勿忘草》和《牧马人》的时候，没有讲什么技巧，什么结构，什么两部曲的宏大构想。
他写了一些感悟最后送了句话：
“人做不到不埋怨，但也不能只是埋怨。”
四千字，洋洋洒洒。
他把稿纸理整齐，压在桌上那本《燕京文艺》底下，等周艳如来取。
周艳如还没来，另一拨人先到了。
那天下午，徐越正在宿舍里跟刘振云聊天，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骚动。
不是平时那种三两个人站在门口小声说话的声音，是很多人同时在走、同时在喊、同时在用身体挤出一条路的那种声音。
“出什么事了？”
刘振云放下手里的馒头，往门口探了探头。
门被推开了。赵明亮半个身子探进来，脸上充满震惊和兴奋的东西，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
“记者同志来了！都让一让！让一让！”
走廊里的人群自动往两边退，像某些老师的地中海。
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皮包，皮包鼓鼓囊囊的，一看就装了不少东西。
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背着相机，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帆布包，包的拉链没拉好，露出一卷胶卷的边角。
中青报。
国字开头的。除了最顶层的那两报一刊，这是最主流的媒体之一。
不是什么地方小报，不是什么内部刊物，是中国青年报，全国几百万双眼睛看着的报纸，他们居然来采访徐越了。
宿舍里安静了不到半秒钟，然后炸了。
“中青报？！”
“徐越真无敌了吧？”
“徐越你牛大了！”
声音从宿舍里传到走廊里，走廊里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有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喊同一个名字。
陈远山三十七八岁，方脸，浓眉，说话不急不慢的，带点南方口音。
他把皮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又掏出一台录音机那种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银灰色的，机身比巴掌大一圈，上面有两个圆圆的喇叭口。
他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下录音键，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磁带开始转动。
随行的年轻记者把相机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一旁，拿出一个备用磁带，捏在手里，随时准备换上。
徐越看着那些设备，心里头有些恍惚。
几个月前，他还在为三十块钱的路费和几十个鸡蛋发愁。
现在，一个国字头报纸的记者坐在他对面。
面前摆着录音机，准备把他的声音录下来，印成铅字，送到几百万读者面前。
他从一个穷孩子变成被采访的对象，用了不到半年。
陈远山翻开笔记本，先聊了几句家常。
随行的年轻记者把相机放在床铺上，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到角落里去。
“徐越同志，咱们随便聊聊，”陈远山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姓名徐越，川蜀人，中下贫农，家里都是种地的。”徐越坐在书桌前，语气平淡。
“家里四口人，除了父母外还有个妹妹，家里条件不好我考上了大学也想过读不起。”
陈远山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那你后来怎么到的燕京？”
“乡亲们帮的。一家一户凑的。
你五毛我一块，凑了三十块钱路费还有几十个鸡蛋让我带上。
路上颠碎了好几个，到的时候篮子里黏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