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菴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隋代的萧该。稍后，在隋、唐之间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簏”。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薮。新唐书艺文志尚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据吕延祚在开元六年718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祚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五臣注本较李善注本多出古乐府1首。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李善注的原帙反逐渐湮没不彰。其后又有人从六臣注中辑出李善注单独刊行，今天所见的李善注本多属这种情况。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文选音决，今皆不存。
虽然文选也不是完美无瑕，比如有些文章的编选很随意，居然出现了文不对题的现象，但瑕不掩瑜，文选的编选，立意高远，分类科学，其影响深远不是偶然的。每当我们翻开文选阅读那些文质兼美的诗文，我们不能不怀想照明太子与他的文学青年朋友们在普通年间探讨文学的难能可贵的热情。
这个太子太爱美，选诗文如选美。这个太子太爱美，因为一朵荷花他举身赴清池，丢了卿卿性命和伸手可即的皇位。然而，值得告慰的是，主编的文选却流传下来，有着不可磨灭的美！
有意思的是，太子萧统去世，其同母弟萧纲被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梁简文帝。这位简文帝喜欢写艳诗，即宫体诗。在他的授意下，当时著名作家徐陵编选了一部专供宫内妇女阅读的诗歌选本玉台新咏。文选和玉台新咏这两部篇幅很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选本，一同大放异彩，照耀古今。关于后者，笔者将另辟专章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