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年那句“下周一，回省里述职”，就像是一盆冰水，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
我站在书记办公室里，看着他手里那份盖着省委大印的红头文件，半天没回过神来。
“韩书记，这是什么意思？”我压着嗓子，尽量不让自己吼出来，“我们在市里刚刚撕开刘建国的一条口子，证据链马上就能闭环了。这个时候让我回省里述职？这是述职吗？这分明是调虎离山，想撤我的职。”
韩永年把文件往桌上一扔，叹了口气。
“小沈，你冲我发火没用。这是省纪委办公厅直接下的红头文件。点名道姓要你沈明远去。”韩永年拉过椅子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神有些复杂，“这案子动静太大了，吴老的视频一发，全国都在看。省里现在承受的压力，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大。”
“压力大就不查了？周鹤年被保释回县里，刘建国在医院装死，咱们就这么认怂了？”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肉里。
“没人说不查。”韩永年瞪了我一眼，语气严厉起来，“服从组织安排。周一早上八点，省纪委大院，你按时去报到。该带的材料带上，自己脑子放清醒点，别到了省里还跟个炮仗似的沾火就着。”
我知道再争下去也没用，韩永年也只是个执行者。
周末这两天，我把手头所有的线索、证据、账本复印件，甚至还有黄文清和林婧整理出来的关系网，全都分门别类装进了一个大黑包里。走之前，我把赵建军给我的那份财务底稿留给了黄文清。
“黄哥，林妹子，我这趟去省里，吉凶未卜。”我看着他们俩，心里挺不是滋味，“市里的线你们先暗中盯着，别轻举妄动。等我消息。”
“明远，你自己多加小心。到了省里，别硬顶。”黄文清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担忧。
周一早上。
省城的天气阴沉沉的，刮着风。
我拎着那个沉甸甸的黑包，站在省纪委大院的门口。看着那栋威严的灰色大楼，我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按照调令上的房间号，我直接上了九楼。
走廊里静悄悄的，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走到“第一会议室”门口，我刚准备敲门，门就从里面拉开了。
是姚国栋。
姚组长今天穿得很正式，眼底熬出了很重的黑眼圈。看到我，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跟我开玩笑，而是迅速把我拉进门，顺手把门锁死。
“姚组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省里是不是要压这个案子？”我压低声音急切地问。
“少废话，一会儿不管上面问什么，你实话实说，把证据亮出来。千万别说气话。”姚国栋快速嘱咐了两句，然后指了指会议室长桌的尽头。
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这才发现，空荡荡的大会议室里，只坐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大概六十岁出头的老人，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他没有戴眼镜，一双眼睛虽然有些浑浊，但透出的光却像鹰一样锐利。他手里端着个保温杯，正静静地看着我。
“愣着干什么？过去坐。”姚国栋推了我一把。
我拎着包，走到长桌对面，拉开椅子坐下。
“首长好。东江市纪委监察室副主任，沈明远，前来述职。”我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报了身份。
那位老领导放下保温杯，仔细地打量了我几眼。
“你就是沈明远。”老领导的声音很浑厚，带着点浓重的北方口音，“这几天，你的名字在省委大院里，可是如雷贯耳啊。有人说你是反腐的尖兵，也有人说，你是个为了报私仇，不顾大局、到处惹是生非的疯子。”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丝毫退缩：“首长，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手里查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惹是生非，证据说了算。”
“好，有胆气。”老领导点了点头，“国栋，咱们开始吧。”
姚国栋坐在老领导侧后方，打开了笔记本。
“小沈，省纪委今天把你叫来，不是为了走过场。你把在青云县和东江市这一个多月查到的所有情况，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汇报一遍。”姚国栋看着我。
我拉开黑包的拉链，把里面的一摞摞材料拿出来，整齐地摆在桌面上。
“各位领导。”
我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所有的线索。
“从青云县青松乡的三千万扶贫款开始说起。我们查实，这笔钱通过空壳公司被套走。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源头，是十三年前的一场分赃会。”
我拿起吴老的那份按着手印的书面证词，推到老领导面前。
“这是原青松乡党委书记吴福林生前留下的绝笔。他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十三年前，那笔钱被按比例瓜分。而吴老在作证后的第三天，在市医院被人暗中停了靶向药，活活拖死！”
老领导看着那份证词，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但他没有插话。
我继续往下说，越说语速越快，心里的那团火也越烧越旺。
“到了东江市，我们顺藤摸瓜。发现当年负责掩盖证据的检验员王大柱，被强行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在精神病院关了整整十三年。而那家精神病院的院长，是刘建国的远房侄子。”
“不仅如此。刘建国的儿子刘铮，名下的东江能源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洗白黑钱。甚至在三天前，刘铮亲口给我开价一百万，想买我闭嘴！”
我把一份份东江能源的虚假账单、海外账户洗钱的底稿，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领导。在东江市，这不是一个两个贪官的问题，这是一个盘根错节、一手遮天的黑恶利益集团。他们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当成提款机，把党纪国法当成废纸。如果这都叫不顾大局，那什么才叫大局？！”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
只有我因为激动而有些粗重的喘息声。
老领导一份份翻看着我拿出来的材料，翻得很慢，看得很仔细。姚国栋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拳头攥得死紧。
过了足足有十分钟，老领导才把材料放下。
他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然后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深沉。
“小沈，你刚才说的这些，的确触目惊心。”
老领导的声音依然很平稳，听不出一丝情绪的波澜。
“但是，你也应该清楚。你现在拿出来的这些证据，虽然能定周鹤年的罪，能查封刘铮的公司。但你要动上面的人，光靠这些旁证和死人的证词，在程序上，是很吃力的。”
他盯着我，突然问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你老实告诉我，你这次死咬着不放，到底是为了青云县的老百姓，还是为了给你父亲报那十三年前的私仇？”
我愣住了。
这个问题，刘铮问过我，韩永年也问过我。但从省纪委这位老领导嘴里问出来，分量完全不一样。这是在考量我作为一名纪检干部的政治底色。
我看着老领导的眼睛，没有回避。
“报告首长，我不想说那些大话空话。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我爸。”
我坦诚地说出了心里话。
“我爸死得太惨了，我妈守了十三年的哑巴，我就是想讨个公道。”
“但是。”我话锋一转，声音变得异常坚定，“当我看到王金海底账上那三千万的窟窿，当我看到精神病院里被关了十三年的王大柱，当我看着吴老临死前还在担心那些贪官不被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