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等……就是十三年啊……”
陈远征瘫靠在沙发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
“十三年，我每天都在对着陈鸿图笑，每天都在给他开会、写报告。我看着他一步步爬到省委副书记的位置，我心里的刀子就在滴血。我拼了命地往上爬，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有一张和他掀桌子的底牌。”
我擦了一把眼泪，嗓子疼得像是咽了刀片。
“陈叔……那这十三年，你为什么不私下里帮帮我妈？你知不知道我妈为了供我读书，大冬天在街上卖烤红薯，手冻得全是口子。”
一提到我妈，陈远征的脸色更加痛苦了。
“你以为我不想帮？你以为我没找过你们？”
陈远征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脸。
“你妈的性格，简直跟你爸一模一样。又臭又硬！十三年了，她搬了三次家，换了无数次电话，就是为了躲着我。我托人给她送钱，送米，她全给扔出门外头。”
“为什么啊？”我不解地问。
“因为她知道我是你爸的结义兄弟。”
陈远征看着我，眼神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敬佩和酸楚。
“前几年，你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终于在一个旧菜市场堵住了她。我说我想把你安排进市直机关，让你少走点弯路。”
“你知道你妈是怎么回我的吗？”
陈远征模仿着我妈那种倔强而决绝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你妈指着我的鼻子说：陈远征，伯言走了，但老沈家的骨气没断。路得明远自己走。你要是真念及你们兄弟一场，就别用你现在的身份去提拔他。”
“明远的官，得他自己一脚一个脚印去挣。他要是没那个本事，我宁愿他回靠山屯种一辈子地，我也绝不让他去给害死他爹的仇人当哈巴狗。”
“妈……”
我再也绷不住了，捂着脸，在沙发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一直以为我妈是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我一直以为她只知道让我安分守己。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清楚。她用最决绝的方式，切断了所有走捷径的可能，就是为了逼着我长出一身硬骨头，逼着我用最干净、最堂堂正正的方式，去拿回属于我爸的公道。
官场理想主义。在这对没权没势的孤儿寡母身上，在这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结义之情上，体现得比任何红头文件都要纯粹，都要壮烈。
陈远征走过来，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任由我哭了五六分钟。
等我渐渐平静下来，用毛巾擦干脸上的泪水后。
陈远征转身走进了卧室。
没过多久，他捧着一个黑色的金属密码箱走了出来。
他把密码箱放在茶几上，拨动密码，“咔哒”一声打开了。里面没有钱，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几个厚厚的文件袋。
他从最底下，抽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牛皮纸文件袋，递到我面前。
“明远。这是你父亲当年那个雨夜，亲口向我讲述后，我连夜整理出来的分赃会议提纲。”
陈远征看着那个文件袋，眼神无比凝重。
“十三年了，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看过。今天，我把它交给你。”
我双手颤抖着接过那个文件袋。
“陈叔，有了这个提纲，加上我带回来的文件复印件，是不是就能给陈鸿图定罪了？”我急切地问。
陈远征却摇了摇头，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不够。远远不够。”
他指着我刚才放在桌子上的那张稿纸。
“明远，你仔细看你爸记录的最后一句话。提纲只是口述，吴建明现在中风变成了植物人。在纪律审查和法律层面上，这叫做孤证。陈鸿图完全可以推脱说，这是咱们伪造的，或者说是周鹤年为了栽赃陷害而胡编乱造的。”
陈远征身子往前一倾，目光如炬地盯着我。
“要办成铁案，把陈鸿图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我们必须找到一样东西——那场会议的逐字记录稿。”
我愣住了：“逐字记录稿？就是当年那个省厅领导的秘书记下的本子？可是这都过去十三年了，上哪去找这个人？甚至连他是谁，我爸的稿纸上都没写名字啊。”
陈远征看着我，深吸了一口气，突然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明远，你这次借调到市纪委，手底下带了个人，叫黄文清，对吧？”
我点点头，有些莫名其妙：“对，文清是个好苗子，名牌大学毕业考进来的，干活踏实，脑子也活。这跟咱们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陈远征冷笑了一声，反问我：“你真以为，他一个刚考进纪委的愣头青，直接分到你这个专案组的副主任手底下，是个巧合吗？”
我浑身的汗毛猛地竖了起来，错愕地看着陈远征：“您……您什么意思？”
陈远征站起身，走到窗前，“唰”地一声拉开窗帘。外面的雨小了一些，东方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当年那个跟着陈鸿图去青松乡开会，负责做逐字记录的核心贴身秘书。”
陈远征转过身，一字一顿地报出了一个名字。
“叫黄维清。”
“他，就是黄文清的亲生父亲。”
轰！
我的脑子彻底炸开了。文清的父亲？就是当年那个神秘的大秘？
“黄维清在一九九五年之后，突然被平调到了市史志办那个冷板凳上，从此郁郁不得志。”
陈远征的语速越来越快，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二零零七年，也就是去年。黄维清查出了肺癌晚期。他在弥留之际，把刚考上大学的黄文清叫到床前，给了他一把银行保险柜的钥匙，和一封临终亲笔写下的遗嘱。”
陈远征死死地盯着我，眼眶赤红。
“那封临终遗书上，只有一句话——”
“替我还此生最大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