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听到“琉璃厂旧书铺的后人”这几个字，后颈的汗毛轻轻竖了一下。他想起周慧兰铁盒里那些信，想起刘振声，想起陈嘉树手稿上那条断线。他没有打断，问了一句：“那个人长什么样？多大年纪？”
“那时候看着三十来岁，现在算起来也该七老八十了。”贺启明摇了摇头，“没留名字。我那会儿也没多想，只当是同行来打听。”
老赵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贺启明说完，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从最底层抽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包裹，放在桌面上。他慢慢拆开牛皮纸，露出一册深蓝色封面的线装书。书脊上的题签已经磨损了大半，但“子部·医方”几个字还隐约可辨。他翻开了封面，在那扉页上的毛笔字，不仅端正，而且还又圆润：“永乐大典·子部·医方·卷三千一百三十九。”
老赵把那册书捧在手里翻了一遍。内页完好，纸页泛黄但柔韧，没有虫蛀和水渍，保存得比预想中要好的多。翻到了最后一页的时候，夹层里有一张薄薄的纸条，上面则是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贺明远，长安，1976年登记入库。”
老赵看见了那个名字，没有作声。贺明远，这大概就是贺启明年轻的时候所用的名字吧，或者是当年登记的人听错了音，写成了同音字。他正在想着的时候，贺启明在对面开了口：“那不是我的名字。”
老赵抬起头。
“我本名贺启明。贺明远是我父亲。”贺启明平静地说，“那批书移交到长安城的时候，登记入库的工作是我跟我父亲一起做的。我父亲也是碑林的老职工。他比我细心，每册书都是要写一张纸条夹在里头，并且还要记清楚来源和时间。后来，他去世了，那层夹纸就一直留在了书里。”
老赵低头又看了一遍那张纸条。薄薄一张纸，钢笔字工整，一笔一画都落得是那么的稳。几十年了，纸已经发脆，边角缺了一小块，但字迹还清清楚楚。他没有把纸条取出来，合上书，轻轻放回桌面上。
“贺老师，这册书，我能带回去吗？”
贺启明没有立刻回答。他靠在椅背上，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想了一会儿才开口：“我这一辈子跟石头和旧纸打交道。碑林的石头，哪块是哪年来的、谁刻的、什么时候移进来的，我都记得住。但这册书在我手里放着，就是个物件，跟那些拓片、瓦当一样，搁在架子上落灰。它不属于碑林，也不属于我。你带走，算是给它找了个该去的地方。”
老赵把书重新用牛皮纸包好，放进帆布包里。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贺启明，长安碑林博物馆，子部医方卷三千一百三十九，移交”几行字，递给贺启明。贺启明接过去看了一眼，折好放在了桌子面上，然后站起来走到了门口。
老赵背好帆布包，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看那排书架。贺启明已经坐回了书桌前面，重新把老花镜戴上，拿起桌上一摞待整理的资料，像过去几十年里的任何一个下午一样，安安静静地翻开了一页。窗台上的瓦当拓片被下午的光照着，纹路清晰，像一块被时间磨亮的骨头。
老赵走出家属楼的时候，碑林的院子里几个游客正在拍照。一个年轻的姑娘举着手机，对着廊下的碑石拍了好几张，又转过身来拍院子里的槐树。老赵从她们身边走过去，穿过碑廊。碑廊里的石头一块挨着一块，密密匝匝地立了几百年，有些碑面的字迹被风蚀得漫漶，有些还锋利如新。他放慢了脚步，从那些碑石之间走过去，走到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门口，站在城墙根底下。
长安的春天比巩义来得早一些，城墙砖缝里的杂草已经抽出了嫩绿的叶子。他把帆布包往肩上托了托，沿着城墙根走了一段路之后，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车站。那册书在包里压着煤油灯座，隔着旧棉布和牛皮纸，稳稳地贴着后腰。
出租车驶过钟楼的时候，他睁开眼看了看窗外。钟楼的灰瓦上落着几只麻雀，一动不动地在那上面站着，就像是在守着一座城。他掏出手机，给陆一鸣发了一条消息：“3139到手。第七册归位。现在还差3138、3146、3147。”
陆一鸣很快回了一个字：“好。”
老赵锁了屏，把手机放进口袋。车窗外，长安的城墙在午后阳光里慢慢地向后退去。他靠着后座，闭上眼睛，想起陈嘉树手稿上那条断线，忽然觉得那个铅笔问号比前几天浅了一点。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五卷·星火燎原 第二十章 碑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