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
第五卷·星火燎原
第二十一章《七册》
从长安回到了华都的那一天，老赵并没有直接的就去国图。他先是找了一个地方把帆布包里的烙饼渣倒干净了，并且还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接着就又去洗了一把脸，这才坐地铁过去。
他没有跟人解释过为什么。库房里的书都上了岁数，有的纸页脆得就像是酥饼，似乎是经不起一粒尘土的侵蚀。他从长安带回来的那册书在帆布的包里颠了一路，到地方得先缓一缓，等到了纸页适应了库房里的温度时，再请它入到书柜里。
王馆长则是在办公室里等着他。老赵把帆布包放在了桌子上，取出来了那册从长安碑林那里带回来的书。牛皮纸则是包得方方正正，边角则是压得极其的利索，这是贺启明的习惯。王馆长戴上了白手套，仔细的拆开了那张牛皮纸，翻开了封面看了一眼，又翻到了内页确认了一遍，合上书，单单地就只说了两个字：“走，去库房。”
两个人很快地就穿过了长廊，并且走进了那间熟悉的库房。
展柜里，已经排好了的六册子部医方卷：三千一百四十到三千一百四十五，按顺序站着。王馆长打开了展柜的玻璃门，把那本新带回来的三千一百三十九，放在了三千一百四十的前面。
他缓缓地退后了两步，跟老赵并排地站在了那里，静静地就那么的站着。
七册书并排立的排放在那展柜里。蓝色的封面深浅不一，有的是蓝得发黑，有的则是已经泛成了灰色，有的边角已经磨得露出来了底下的纸板。书脊上的题签有新有旧，旧的是原装的，已经是磨损了大半；新的是国图照着原来的旧样补做上去的，用的是那仿古签纸。编号从三千一百三十九到三千一百四十五，一个不缺。高矮宽窄几乎就是齐平，就像是一列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程的旅人，终于找到了或找着了歇脚的地方。灯光从上方照了下来，落在了那些褪了色的布面和泛了黄的纸页的边缘上，并且是把每一册都照得是清清楚楚。
老赵站在展柜的前面，并没有说话。他看见了三千一百四十一封面上的水渍，就像是洇开了的那朵云，也像是从吉吉隆坡带来的；看见三千一百四十五书脊上补过的题签，签下有个人守着它过了半生。陈嘉树那张流传关系图上画过的线——从琉璃厂出发往西、断在了长安的那条，到今天算是走到了头。齐道平笔记里“售与香江陈君”的那行字。槟城夹层里的纸条。吉吉隆坡寄来的包裹。那些线一条一条地伸了出去，又一条一条地收了回来，收束在了这个展柜里，收束在了这排书上。
“从三千一百三十九到三千一百四十五，中间不断了。”老赵说。
“七册。”王馆长说，“还差三册：三千一百三十八，三千一百四十六，三千一百四十七。”
老赵点了点头。最前面的断了一册，最后面的缺了两册。数字他不止算过一遍，但从王馆长的嘴里说了出来，感觉就像是裁判在报分——大局已定，还差三手。
“陈嘉树图上，往西那条线，到这里就算是彻底地走完了。”老赵说。
“走完了。”
王馆长也说道，“长安的这条线，你接上了。”
老赵把目光从那个展柜上收了回来：“还剩下了一条往南的线。陈伯安当年在香江做药材的生意，跟东南亚的同行来往很多。吴丽华说陈伯安的晚年把几册书分给了几个老友，黄荣发拿到了两册，吴德发是一册。现在黄荣发手里的那册到了槟城，吴德发的那册从吉吉隆坡已经是寄了过来。陈伯安手里应该还有别的散册。线索就在香江。”
“香江的地方不大，但书商之间互通有无的路子，跟琉璃厂一样。”王馆长说，“旧时做旧书生意，不怎么写字据，靠的是口碑。一行买卖做成，各铺子心里都有数。陈伯安当年从琉璃厂带走几册书，琉璃厂的老人嘴里，一定还留着一句话。”他转过身来，“你打算去香江？”
“想先回巩义歇两天，把陈嘉树的手稿和齐道平的笔记从头再翻一遍，看有没有漏掉的人名和地名。然后去找香江的周老板。”
王馆长把展柜的门轻轻关上，声音在安静的库房里显得很轻：“老前辈们留话，常常不是留给当时人听的，是留给后来人听的。你慢慢找，不急。”
老赵走出国图的时候，华都的傍晚正在被晚霞烧得通红。玉兰树的枝桠伸在了暮色里，花朵一簇一簇的，就像是刚刚点亮的白灯笼。他站在台阶上，把帆布包往肩上托了托。他的包里轻了许多，那册书已经归了位。但那笔记本上还记着三个编号，它们还在外面。
回到巩义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母亲在堂屋里看豫剧，电视机里的唱腔拖得长长的，老旧的音箱有些杂音。她听见门响，把音量调小了一些：“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