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回来。这一点他们确认了。只是措辞上需要商量。我这边倾向于先答应他们的条件，把书接回来再说。名义上的事，以后可以慢慢正。”
老赵想了想：“王馆长，您定。书回来就行。”
挂了电话之后，他蹲在炉膛前面把火拨了拨。炭火红彤彤的，映着灰里那片碎瓷的釉面，温润的光泽在火星间忽明忽暗。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继续翻饼。心里那口气说不上来是松了还是没松。书能回来，但名义上要绕一个弯。
他翻着饼，脑子里却浮起旧时候书行里传下来的一段话。老辈人讲，民国的时候在平北有位藏书家，家里遭了变故，几架子的书要散出去。有人劝他卖给洋人，价钱高，给现洋。而他却是摇着头说：“书出华国，如女嫁异邦，再难相见。卖书求生是无奈，但没有必要让书背一个‘卖’的名声。”后来那些书辗转了大半个华国，谁也不知道下落。老赵以前觉得这个故事不过是老辈人聊天时的感慨，如今蹲在自家炉膛前面，倒觉得这话里头搁着东西。书的去留，从来不只是纸和字的事，还有一口气。那口气看不见摸不着，但你要是把它丢了，书回来了，也像是缺了一角。
他站起来，把最后一锅饼翻完。面饼在炉膛里鼓起来，边缘焦黄，裂开的地方露出白暄的瓤。他拿铁钩子把饼一个一个勾出来，码在竹筐里，盖上一层白布保温。收摊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街灯次第亮起来，把那片火烧云映成了暗紫色。他把案板擦干净，三轮车推进院里，闩上了门，坐在枣树下歇了一会儿。母亲端了一碗绿豆汤出来，放在他手边：“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晚？”
“在收摊的时候，有个老太太买饼，钱不够，少了两块，我说算了，她不好意思，又回去拿了钱送了过来。一来一回耽误了。”老赵则是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妈，书的事有信了。”
母亲坐了下来：“怎么说？”
“能回来。但那边要换个名义，说是‘文化交流’，不认‘返还’。”
母亲听了，没有马上接话。她把自己的那碗绿豆汤端了起来，喝了一口，放下：“书能回来就成了。名义上的事，公家去争。你一个卖烧饼的，把饼烙好，把书等回来，也就算是尽了你的力了。”
老赵听了这话，心里头的那一口气忽然间的就松了一截。他点了点头，把绿豆汤喝完，碗底剩下几粒绿豆，他用筷子拨进嘴里嚼了，站起来：“我去冲个澡。”
当天的晚上，老赵坐在八仙桌前，把那本笔记本翻到了最后的几页。陈嘉树的手稿、齐道平的笔记、罗振邦的补图、黄荣发的信、吴丽华写的地址、松本清拍的照片。所有的材料他都摊在了桌子的面上，按着时间的顺序排好。从平北到香江，从香江到倭都，从倭都到大学图书馆，这条线走了七十多年，经过了至少三个人的手。现在，这条线终于就要合拢了，虽然他不能亲自的去倭都接那册书回来，但他已经在脑子里把那趟路走完了。
他想起来了一个人。陈嘉树。那位民国年间平北书行的一个老人，战乱里护着三册医方卷走南闯北，后来在巩义城南的小巷里落到了一口棺材前。他在手稿里写道：“吾以性命护书，非为名，非为利，为的是不让咱们自己的华国的医道断在吾辈的手里。”那些手稿被老赵从老宅的墙缝里掏出来时，纸页已经脆成了蝉翼，字迹却仍然清晰。老赵有时候想，如果陈嘉树还在世，看到这十册书一册一册的回到了国图，他会说什么？大概不会说什么。一个在乱世里用命护过书的人，看过太多散佚，大概只会在心里念一声“回来了就好”，就像他母亲说的那样，朴素得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他把煤油的灯座拿了过来，并在灯下又看了一遍那一道的豁口。豁口的边缘处，也已经有了磨损的痕迹，像是被线绳勒过许多年。灯座底下有一圈暗褐色的渍痕，不是铁锈，倒像是经年累月被油灯熏出来的。他想起来了，孟广田把煤油的灯座交到了他的手里时说的那一句话：“这个灯座，是一位先生托付给我的。他交代过，灯在，书在。”那位先生是谁，孟广田没有说。老赵也没有问。他只是把灯座放在了窗台上，让它每天在夕阳里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今晚，他又把它放了回去，并用袖子擦了一遍玻璃罩上的薄灰，然后在黑暗中站了片刻，这才关了灯回屋。
第二天出摊的时候，他把王馆长发过来的消息告诉了马大爷。老头靠在槐树上，把饼嚼完了之后，拍了拍手上的芝麻粒：“书能回来就行。名义的事，让上面的人去操心吧。你一个卖烧饼的，管不了那么多。”
老赵点了点头，弯腰继续地翻着饼。
炉膛里的火苗蹿了上来，舔着饼底，发出来了细碎的滋啦声。晨光落在街沿上，把槐树的影子割成了一地的碎金。来买饼的街坊渐渐的多了起来，有人大声的喊道：“赵师傅，两个咸的，一个甜的。”他应了一声，手上的动作快了起来。
阳光、炭火、芝麻粒和面香搅在一处，日子又回到它该有的样子。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五卷·星火燎原 第二十九章日本的回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