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营房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
四十多个男人把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光着脚躺在铺位上或者坐在地上。有人在揉小腿，有人在掰脚趾，有人把脚搭在背包上让血液回流。汗味、袜子味、枪油味混在一起，闷在油毡屋顶下面，出不去。
有人从水房端了一盆热水回来，蹲在铺位边泡脚。水汽从盆里升上来，带着一股铁锈味。旁边的人看到了，也去端了一盆。然后又有人去。水房的门口排起了队。
我这辈子没这么疼过。马丁坐在铺位边上，两只手抓着自己的小腿肚子，脸上的表情像在受刑。我感觉我的腿被人拿锤子砸了。
你那叫腿？瓜涅瑞靠在墙上，把右脚搭在左膝盖上，脚底板对着天花板。他的脚底全是水泡，有的破了，有的没破，红白相间。看看我的脚。这才叫受罪。
你的脚一直就那样。鲁兹说。
闭嘴。
Frank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把靴子脱了，袜子卷成一团塞进靴筒里。他的脚没有水泡。脚掌有一点发烫，是反复落地的冲击留下的，但没有破皮，没有肿胀。他活动了一下脚踝，转动了几圈，感觉关节的活动范围正常。
他弯下腰，用手掌按了按小腿的肌肉。肌肉很紧，像拉满的弓弦，按上去会跳一下。但这是正常的疲劳，不是损伤。睡一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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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义耳坐在他对面的铺位上，右脚的靴子脱了，袜子也脱了。
他的右脚踝肿了。
不是轻微的肿，是那种肉眼可见的肿——脚踝骨的轮廓消失了，整个踝关节变成了一个圆鼓鼓的球，皮肤绷得发亮，颜色从红往紫过渡，像一个快要熟透的桃子。
波义耳用手碰了一下，嘶了一声，手缩了回去。
你今天就扭了？旁边的马丁问。
上山的时候踩了一块松石头。波义耳说。当时没觉得太厉害。下山又崴了一下。回来就成这样了。
那你没绑一下？
肿得太快了。绑腿缠不上去。波义耳试着转动脚踝，刚动了一下就疼得咧嘴。他把脚放回地上，不敢再动。
Frank看了一眼那个脚踝。
波义耳本来想说什么，嘴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脚上，脸色不好看——不只是疼，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觉得丢人。
鲁兹从旁边探过头来，看了一眼波义耳的脚，吹了一声口哨。
你这个得找Roe。他说。
波义耳问。
连里的医护兵。那个路易斯安那来的。鲁兹说。叫尤金还是什么的。你去找他看看。
不用吧。波义耳说。睡一觉可能就好了。
你那只脚明天要是还这样，连靴子都穿不进去。鲁兹说。你打算光脚跑Currahee？
波义耳没回答。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踝，嘴唇抿了一下。
走吧。Frank说。他站起来，把靴子穿上了。我跟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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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医疗点在营区西边的一顶军用帐篷里。
帐篷不大，大概能放下两张行军床和一张木桌。帐篷口的帘子卷起来了一半，下午的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把帐篷里的灰尘照得很清楚。木桌上摆着一个打开的木质药品箱，里面是分类放好的药瓶和绷带，棕色的碘酒瓶和透明的酒精瓶并排站着。桌子底下放着一个铁皮桶，桶里有半桶水，水面上浮着几块碎冰。
波义耳一瘸一拐地走到帐篷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
一个人坐在行军床边，正在用一块布擦拭一把剪刀。他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军装，但左臂上绑着一条白色臂章，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十字。
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
进来。他说。
他的声音和Frank预想的不一样。不是那种粗犷的南方口音，而是一种更软的、更慢的声音，每个音节都拖了一点点，像是在嘴里多含了一瞬才放出来。元音是圆的，辅音是轻的，整体听起来像某种外语的节奏——后来Frank才知道那是法语的底子。
波义耳走进去，Frank跟在后面。
坐这儿。那人拍了拍行军床。
波义耳坐下来，把右脚抬起来。那人弯下腰看了一眼他的脚踝，没有说话。他的手伸过来，拇指按在肿胀的边缘，轻轻地、一点一点地往下压。
波义耳嘶了一声。
这儿疼？
拇指换了一个位置。这儿？
也疼。但没刚才那个厉害。
那人把波义耳的脚踝轻轻转了一下，往左，再往右。波义耳的牙关咬紧了，但没出声。
骨头没事。那人说。韧带拉伤了。肿得厉害，但没断。
他站起来，走到铁皮桶旁边，从桶里捞出一块浸了冰水的纱布。水从纱布上滴下来，滴在帐篷的泥地上，颜色深了一块。他把纱布拧了拧，走到波义耳面前，把纱布裹在他的脚踝上。
冰凉的触感让波义耳打了个哆嗦。
忍一下。那人说。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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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站在帐篷的角落里，靠着帐篷的支架，看着那个人工作。
他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鲁兹说叫尤金还是什么，路易斯安那来的。他的个子不高，比Frank矮半个头，体格中等，不算壮也不算瘦。深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但剪得不太好，后脑勺有一块参差不齐。脸的轮廓偏柔和，不算好看也不算难看，是一张不容易被记住的脸。
但他的手很稳。
在检查波义耳脚踝的时候，他的手没有抖过一下。按压、转动、包扎，每个动作都很小，很准，没有多余的部分。像一个在做精密活计的工匠。
波义耳脚踝上的纱布开始滴水。冰水顺着脚后跟流下来，滴在行军床的帆布上。那人用一块干布在下面接着。
帐篷里很安静。能听到外面有人在远处喊口号，有人在笑，铁皮桶里的冰块偶尔发出一声轻响。
十分钟到了。那人把纱布取下来，用干布把脚踝上的水擦干。然后他从药品箱里拿出一卷弹性绷带，开始缠绕。
从脚趾根部开始，一圈一圈往上，经过脚背，绕过脚踝，一直到小腿下段。每一圈和上一圈之间重叠一半，松紧均匀，不紧不松。他的手在绷带上移动得很快，但动作看起来很慢——因为每个动作都是准确的，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缠完了。他用别针把绷带末端固定住。
紧不紧？他问。
波义耳动了动脚趾。有点。
那就对了。那人说。太松没用。
他从药品盒里倒出两片白色的药片，放在波义耳手里。
阿司匹林。现在吃一片，晚上睡前再吃一片。明天早上来找我，我看看肿消了没有。
那周五的考核……波义耳说。
看明天的情况。那人说。他的语气没有承诺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就是陈述。
波义耳把药片吞了，没有水，干咽的。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谢了。他说。
那人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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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一直站在角落里没有说话。
从头到尾，他看着那个人检查、冰敷、包扎、给药。整个过程大概二十分钟，那个人说了不到二十句话。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安慰的废话，没有你忍一忍就好了这种话。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完了就停。
但他的动作是轻的。
在按压波义耳脚踝的时候，他的手指是在试探，不是在施压。在缠绷带的时候，他的手是在引导，不是在拉扯。在给药的时候，他把药片放在波义耳手心里，不是递过去的，是放上去的。
这种轻不是技术问题。是态度问题。
Frank见过另一种人——在处理伤口的时候手很重，说话很大声，好像疼痛是伤员自己的错。这个人不是。他把疼痛当成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夸大也不忽视，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量减少它。
帐篷里的光线在变。下午的太阳移过了帐篷顶，阳光从帐篷口的另一边照进来，角度变了，影子的位置也变了。那个人的影子落在药品箱上，安静地待在那里。
波义耳站起来，试了试脚。绷带的支撑起了作用，脚踝不再往内歪了，但走路还是会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