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恢复了平静。
04每天早上，在城西的包子摊买两个包子。一个肉馅的，一个菜馅的。然后，他带着那本《临城地名志》，沿着临城的街，一条一条走。
我沿着临城的街，一个一个找人。
林鹿在家，记名字。
她的笔记本，越来越厚。
江屿。有一天傍晚，她合上笔记本，对我说，我记了一百零七个名字了。
一百零七个。我说。
她说，一百零七个落地的人。还有十二个，只有名字的。
那十二个，我说，我记着。
你记着他们的名字。她说，但他们，还没落地。
他们太模糊了。我说。
但04说过，她说，名字，是最后的记号。谁捡起一个名字，谁就把壳记得的最后一点东西，接住了。
我说，我接住了。
接住了名字，她说，能不能，也接住人？
我坐在沙发上，被她问住了。
接住了名字，能不能，也接住人？
那十二个人。壳记得他们的时候，只剩名字了。
我捡起他们的名字。我记着他们。但他们长什么样，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做过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
江屿。林鹿说，那十二个名字，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说，我捡起他们的时候，念过他们的名字。
念给我听听。她说。
我坐在沙发上，想了想。
李秀兰。我说。
王德发。
张桂芳。
陈建军。
赵秀英。
孙长海。
周玉兰。
吴国庆。
郑淑芬。
钱永强。
还有两个，我说，我记不清了。壳记得他们的时候，只剩名字了。那两个名字，我也没看清。
你捡起他们的时候，她说，你念了。
我念了。我说，但我没看清。光点太弱了。
那十二个名字，她说，你记住了十个。
十个。我说。
那十个名字，她说，你记着。
我记着。我说。
他们叫什么，她说，你记着。
我说，我记着。
那他们，她说，就不是梦。
不是梦。我说。
但他们还没落地。她说。
我说，他们还没落地。
怎么让他们落地？她问。
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
04说过，我说，名字，是最后的记号。谁捡起一个名字，谁就把壳记得的最后一点东西，接住了。
接住了名字，我说，就接住了最后一点东西。
但接不住人。她说。
我说，接不住人。
除非——她说。
除非什么？
除非，她说，有人记得他们。
我记得他们。我说。
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她说，但你不记得他们。
我不记得他们。我说，壳记得他们的时候，只剩名字了。
她说，也记不清他们了。
我说，壳记不清他们了。他们太模糊了。
那他们，她说，是不是，永远落不了地了？
我坐在沙发上，没有说话。
江屿。她说。
你记着他们的名字。她说，你记一辈子。他们，就不会丢。
他们不会丢。我说。
但他们，她说，会一直飘着。
也许。我说。
那怎么办？她问。
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说。
也许，她说，我们可以问问壳。
问壳？
她说，壳记得他们。虽然只记得名字。但壳记得他们。
壳记得他们，我说，但壳记不清他们了。
壳记得名字。她说，名字，是最后的记号。
我们拿着名字，她说，去问壳。壳记得他们，也许，壳还记得一点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
她说，壳记得他们的时候，只剩名字。但那是因为，壳睡着了。它记得的东西，正在变淡。
如果我们问它，她说，它也许，能想起一点。
想起什么？
想起他们是谁。她说，哪怕，只想起一点点。
一点点，我说，够吗？
她说，04说过，名字，是最后的记号。但记号后面，应该还有人。
如果我们能问出一点点——他们住过哪条街，他们记得什么——我们就能帮他们找。
帮他们找？
她说，帮他们找他们记得的东西。找到了，他们就落地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林鹿。
林鹿。我说，你这个主意，好。
那我们下去？她说。
下去。我说，去问壳。
我们出了门，往水塔路19号走。
夜里的临城很安静。路灯亮着，街上没有人。
走到19号，我们推开铁门，走进后院。
那口老井，在月光里，静静地立着。
我们推开地下室的门，走下楼梯。
白炽灯还亮着。镜子还在。
我打开镜子的锁，镜子向后滑入墙体。
我们走下石阶，穿过夯土通道，走进那片青灰色的光。
城墙。门洞。古老的文字。
青灰色的光，更暗了。
城在变暗。林鹿说。
我说，壳的梦，正在落地。
我们沿着街道，向城的中心走。
走到城中心，井台还在。
石砌的井台。井口盖着石板。石板中央，一个圆孔。
我走到井台边，蹲下来。
我说。
井底，没有声音。
我又说了一遍，我捡起了那十二个名字。我记住了十个。但还有两个，我没看清。
我想问问你。我说，你还记得他们吗？
你还记得他们，除了名字，还有别的吗？
井底，安静了很久。
那层呼吸声，平稳地起伏着。
吸，停，呼，停。
然后，那层呼吸声，又变了。
不是变快，不是变慢。
是——停了一瞬。
吸，停，呼，停。
那一下，比平时，长了一点。
然后，一个声音，从井底传上来。
极轻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李秀兰。
李秀兰。那个声音说，她记得一盏灯。白炽灯，搪瓷灯罩，白底蓝边。她男人在厂里当电工，自己接的线。
我愣住了。
壳记得李秀兰的灯。我说。
我记得她的灯。那个声音说，我记得，她坐在灯下，纳鞋底。灯是暖黄的。她纳鞋底的时候，嘴里哼着歌。
她哼什么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