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声吆喝劈了叉，第二声也没好到哪去。陈守田挑着担子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嗓子眼像塞了团干棉花，拨浪鼓摇三下停两下，鼓珠子打在裂了缝的羊皮上，咚咚，闷得像敲空缸。
头三天，四毛钱。
他把账本摊在膝盖上，铅笔头一行行划拉。针卖了十一根，火柴两盒，洋蜡一根没动。红头绳卖了三尺，是个给闺女扎辫子的媳妇买走的，挑了半天颜色，最后要了最便宜的。四毛钱里头，两毛是第三天下午卖出去的——村里一个老太太买了五根针，掏钱的时候手抖，硬币掉在地上滚进土缝，陈守田趴在地上抠了半天。
“你这货不全。”老太太临走撂下一句，“光针线，谁家缺了才想起来买。你得有让人瞅一眼就想掏钱的东西。”
陈守田蹲在槐树底下嚼干粮，嚼着嚼着停了嘴。老太太这话，跟他爹说“钱在兜里比啥都稳”是一个理——货在担子里不挣钱，得让人抢着掏钱才算本事。
他挑担子回村，没回家，直接去了镇上。八里路走了一个钟头，日头偏西，供销社门口那个卖针线的老婆婆正在收摊。陈守田蹲在旁边看，看老婆婆把顶针往木盒里一拢，线轴子拿麻绳一捆，动作利索，可东西还是乱糟糟一堆。买东西的人得蹲下来翻，翻半天找不着想要的号，站起来走了。
“看啥？”老婆婆斜他一眼。
“看您收摊。”陈守田站起来，拍拍膝盖，“您这顶针，铜的多还是铁的多？”
“铜的贵，铁的贱。铜的卖不动。”
陈守田没再问，转身往街里头走。镇子主街走到头，拐进一条窄巷，巷口挂着块木板，墨字写着“小商品批发”。门脸不大，里头堆得满当当，塑料布帘子一掀，一股子胶皮味儿冲鼻子。
柜台后头坐个戴套袖的瘦男人，嘴里叼着烟，正拿剪子铰一摞纸片。
“要啥？”
“看看。”
陈守田沿着货架走。针线、纽扣、松紧带、鞋眼、气眼、别针——都是他担子里有的。走到最里头一排，货架上挂着一板东西，花花绿绿，塑料的，蝴蝶形状，背面带个夹子。
“这啥？”
“发卡。”瘦男人头没抬，“五分一个，一板二十个，一块钱。”
陈守田拿手拨了拨。塑料薄，颜色亮，红的黄的粉的，蝴蝶翅膀上印着金粉，灯底下晃眼。他捏了一个在手里，掰了掰，夹子有弹性，没断。
“村里能卖？”
瘦男人终于抬头，烟从嘴角挪到另一边。“你卖一毛，有人要。大姑娘小媳妇，头上别一个，比红头绳扎眼。”
陈守田兜里就八块钱。他算了算——针线火柴是底货，压着三块多本钱，剩下四块多，进发卡能进八十个。八十个，一个挣五分，四块钱。三天卖光，那就是四块。
“进二十个。”
“一板起，一块。”
“就二十个，一块。”
瘦男人把烟屁股摁灭在柜台边上，起身从货架上摘了一板，拿牛皮纸一裹，麻绳一扎，递过来。陈守田掏钱，硬币加纸票，数了两遍。瘦男人接过去，没数，扔进抽屉。
“卖不动别找我退。”
陈守田把纸包揣进怀里，贴着胸口。塑料壳子硌着肋骨，走路的时候轻轻响。他挑着担子往回走，八里路走得比来时快，日头落山前到了家。
秀兰在院里喂猪，看见他回来，手里的瓢没停。“进了啥？”
“发卡。”陈守田把纸包掏出来，拆开，二十个蝴蝶发卡在晚风里亮闪闪的。秀兰放下瓢，拿围裙擦了擦手，捏起一个看。
“塑料的？”
“塑料的。五分进的，卖一毛。”
秀兰翻来覆去看了看，把发卡别在自己头上，对着水缸照了照。缸里的水晃了晃，蝴蝶跟着晃。
“好看。”她说，又摘下来，放回纸包，“明儿赶集，我跟你去。”
第二天集上，秀兰把发卡摆在针线旁边，垫了块蓝布，红的黄的粉的排成三行。日头刚升起来，第一个顾客就来了——一个梳辫子的大姑娘，蹲下来看了半天，挑了只粉的。
“多少钱？”
“一毛。”
大姑娘掏了钱，当场别在辫梢上，站起来走了两步，辫子一甩，蝴蝶跟着颤。旁边卖鸡蛋的媳妇看见了，凑过来，挑了一只红的。半个钟头卖了六个。秀兰收钱，陈守田记账，铅笔头在纸上划得飞快。
到晌午，二十个发卡剩了三个。秀兰把剩下的三个别在自己头上，站起来吆喝了一声：“发卡——最后三个——”
声音不大，可周围几个摊子的人都抬头看。一个老太太领着小孙女过来，小孙女指着秀兰头上的蝴蝶，拽老太太的衣角。老太太掏了一毛，挑了个黄的，给小孙女别上。剩下两个，被一个年轻媳妇包了。
三天。二十个发卡，卖光。
陈守田蹲在摊子后头数钱。一毛的票子，五分的硬币，还有两张两毛的，凑一块——两块。他看了半天，把其中一块抽出来，递给秀兰。
“姐，你的。”
秀兰没接。“本钱是你的。”
“本钱一块，挣的一块。一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