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站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说，去省城的车一天就一趟，六点发。
陈守田到的时候五点四十。天没亮透，站门口蹲着七八个人，脚边搁着包袱、麻袋、鸡笼。他找了个墙根蹲下，手插进兜里。左边兜是照片、借条、那封信，右边兜是一百多块票子，贴身缝的暗兜。三个兜都鼓着，蹲下去的时候硌得慌。
陈老栓把他送到村口就回了。走之前塞给他一个布包，里头是烙饼，五张，用笼布裹着，还温。陈老栓没多说话，就一句：“找不到就回来。别犟。”说完转身走了，布鞋底踩在冻土上，闷闷的，一声比一声远。陈守田站在村口老枣树底下看了一会儿，他爹的背影缩成一个小黑点，拐进田埂，没了。
车来了。绿皮，车头上挂着块铁牌，漆掉了一半。车门一开，人往里挤。陈守田跟着挤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包袱搁在腿上，烙饼的油透过笼布，洇了他一裤子。他把包袱挪了挪，手伸进左边兜，摸到那张照片。照片硬，边角扎手。他没掏出来，就那么捏着。
车开了四个钟头。中间在一个镇子停了一回，上来个卖鸡的，鸡笼搁在过道上，鸡毛飞了一车厢。陈守田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外头的地从麦茬变成菜地，又变成一排排灰扑扑的楼。楼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他仰头看，脖子酸了。
省城汽车站比县里的大十倍。人挤人，脚踩脚。陈守田背着包袱出了站，站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分不清东南西北。他找着个扫地的老头，把照片递过去。
“大爷，红星路17号咋走？”
老头扫了一眼照片，又扫了他一眼。“红星路？拆了。去年就拆了。”
“拆了？”
“拆了盖商场。你找谁？”
“找个人。姓周，叫周远。”
老头摇头。“那我不知道。你去那边问问，那边有个修鞋的，老住户，啥都知道。”
修鞋摊在街角，一把破伞撑着。修鞋的老头戴着顶针，手里锥子扎着鞋底，头没抬。
“周远？”老头把锥子从鞋底拔出来，“红星路17号，是有这么个人。教书的，戴眼镜。搬走两年了。”
“搬哪儿去了？”
“不知道。就留了个转寄地址，搁在居委会。”老头拿锥子指了指街对面，“居委会早搬了，合并到街道办事处。你往前走，第二个红绿灯右拐，有个牌子。”
街道办事处在一栋旧楼的一楼。窗口坐着个年轻女的，正嗑瓜子。陈守田把照片递进去。
“我找周远。红星路17号的。”
女的翻了翻抽屉，抽出一张纸。“周远，原红星路17号，转寄地址——城郊育才小学。去年调的。”
“育才小学在哪？”
“城郊。你坐三路车，终点站下。”
三路车是辆中巴，售票员拿个铁皮盒子收钱。陈守田买了票，坐在最后一排。车出了城，路两边从楼变成田，又从田变成一排排平房。终点站到了，他下车。育才小学的牌子挂在一扇铁门上，红漆字，掉了两块。
门卫是个老头，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陈守田敲了敲窗户。
“我找周远。”
老头把收音机关了。“周远？调走了。”
“调哪儿了？”
“去年走的。说是回了原籍。”老头从抽屉里摸出个本子，翻了翻，“这儿记着呢——周远，一九九〇年八月调离。原籍，平阳县。”
陈守田站在传达室门口，日头偏西了。影子拉得长，从台阶上一直铺到操场上。操场上有几个小孩在跑，笑声尖，一阵一阵的。
平阳县。跟赵老五一个县。
他把手伸进左边兜，摸到照片、借条、那封信。信纸薄，隔着布都能摸出折痕。他攥了攥，没掏出来。
门卫老头探出头。“你找周远干啥？”
“他是我姐的爹。”
老头愣了一下，把收音机又打开。评书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单田芳的，正说到关键处。老头没再问，缩回传达室去了。
陈守田蹲在小学门口的台阶上。烙饼还剩两张，他掏出来咬了一口。饼硬了，他嚼了半天。远处有辆自行车骑过来，车铃铛响了两声。骑车的人穿着绿邮包，从他面前骑过去，没停。
他把烙饼塞回包袱里，站起来。平阳县。赵老五那个县。他摸了摸兜里的账本，硬壳边角扎手。他翻开最后一页，铅笔头舔了舔，在“找到姐，带她回来”底下写了一行：周远调平阳县。赵叔那个县。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揣回兜里。日头快落了，天边红了一片。他站在小学门口，手插在兜里，左边是照片，右边是钱。他得找个地方住一宿，明天买车票。
回平阳县的车，一天就一班。
陈守田顺着小学门口的土路往东走。路两边是平房，有的亮着灯，有的黑着。走了约莫一里地，看见一家旅社，门口挂块木牌，写着“工农旅社”。字是手写的，歪歪扭扭。